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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文艺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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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尹珍文化”与“沙滩文化”  

2013-12-09 13:46:20|  分类: 黔北文作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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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遵义    时间:2012-09-07

一、 一个问题带出两个地域文化

遵义是整个贵州在文化上开化最早的地区,所以作为遵义人,大凡论及文化时都颇有自豪感,要么说“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或者说“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正安”。这两种说法,不论是从文化探源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恰恰就出现了一个让人产生疑惑的问题,即是针对同一个事物形成了两种说法,而且牵扯到两个地方和两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究竟哪一个说法更接近客观实际呢?大凡这类同一问题而说法不一的事情,又恰好遇到喜欢钻“牛角尖”的人,还真的一下子难以说个清楚,于是便会担上自吹自擂或是舍本求末、厚今薄古的嫌疑。鉴此,有必要针对这两种说法,将两个文化现象的内在联系认真地梳理一下,以消除在地方历史文化认识上的谬误。

以上说法提及的两个地方,从地理的角度准确地说,“正安”实际上指代的是正安县的新州镇所在地,古称毋敛坝,明真安州城由今道真县旧城于“万历末年迁于三江里七甲之务本堂,为新州”(《正安州志·城垣》),这是正安县新州地名的由来;“沙滩”指代的则是遵义县新舟镇街道附近洛安江畔的一个小村庄,因江心有长半里许的沙洲而得名,而现在的“新舟”最早称为“火烧州”,其后为“新州”,1949年辖新州、绿塘两个乡,1958年合并为新舟公社,这是现名之始,系取“新州”的谐音所致。很有意思的是,古时的“毋敛坝”和近当代的“沙滩”这两个小地方,从地理角度看相距百余公里,从历史角度看相距一千七、八百年,完全不沾边靠谱,然而它们都同样拥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大地名“新州”,而且都因产生了文化先贤而成为后世敬仰的文化圣地,其中究竟隐含了什么样的奥妙呢?两个地方先后诞生的文化先贤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一种内在联系呢?这些都是我们了解黔北历史文化乃至贵州文化时必须从根本意义上要首先搞清楚的关键问题,很值得深入探讨。

二、 尹珍文化是贵州文化的发端

遵义的新州和正安的新州这两个僻远的小地方,却先后催生了两个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地域特色文化,爆发出传统文化的奇光异彩,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奇迹。我们要想从整体上把握两个地域文化,进而破解这一千古之谜,个人觉得按时序应首先考察东汉时期的毋敛坝。

早在1900多年前,就在今天正安县新州镇这个地方,当时属牂牁郡,时称毋敛坝,出了一位很有影响的的文化先贤。这位文化先贤姓尹名珍字道真,系汉武帝时应募实边的豪族大姓之后,其祖上与司马相如以及盛览、舍人等文化名人素有交往,故而家学渊源深厚,他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然而当时的西南一带被中原人们视为蛮夷之地,人们以射猎为业,不知耕种,长幼无别,不知礼仪,一句话缺少文化,因此尹珍自小就立下远大志向,要竭尽全力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在其家人的支持下,他于20岁那年(公元99年),只身一人不远千里赴京师洛阳,拜名儒、文字学家许慎为师,刻苦研习八年之久,终于成为名噪京师的一位青年学者。但他没有贪恋京师的荣华富贵,而是坚守当年的志向,毅然返回故里,“手建草堂三楹”,设馆施教,传播中原文化,首开西南文化教育之先河,是一位集儒家、教育家、书法家为一身,而且是相关典籍载述的贵州上溯最早的一位文化先贤。因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卓越贡献和重大影响,而被朝廷擢用,先尚书丞郎,后荆州刺史。由于他从教几十年,对教书育人、传播文明有一种特别的理解,认为做官不如教书,所以他为官几年后便辞官返乡重操旧业,直至终老故里,为文化教育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尹珍开西南文教先河的首创业绩和他“教化务本”的精神思想,以及后世人们对其精神理念的传承与弘扬,逐步融汇成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尹珍文化”。尹珍文化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针对尹珍的历史贡献,有关典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因为他而“南域始有学焉”(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牂牁郡》,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凡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食乡社”(郑珍《遵义府志》)。唐宋以降至明,尹珍一直被奉为有启迪作用的典范人物受到当政者的重视,尹珍和孔子被同时立祠供奉。编纂于明万历年间的贵州第一部《通志》的《文化·乡贤》篇就首列尹珍,此后随即形成持久不衰的尹珍研究热。民国时期贵州省政府编纂出版的《贵州名贤传》将尹珍奉为“贵州文化的开创人”,正安则是“贵州文化的策源地”。为了纪念这位文化先贤,省政府报民国中央政府批准,于民国30年(1941年)将正安县北部划出设置“道真”县,该县由此成为贵州80几个县中唯一以人名命名的县份。最近几十年中,省内外以尹珍命名的学校、街道和各类场馆,更是多得无法统计。在许慎家乡河南召陵的“许慎文化园”中,对尹珍的介绍时将他称为“南中国的孔夫子”。我们从上述千多年来人们对尹珍的极端尊崇,足见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之显。

由于受尹珍遗风的沾溉影响,“尊前贤、励后学”成为贵州各地千年不改的文化传统,名人学士辈出不穷,至明清两代更是出现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况,其中不少人还成为历史公认的国家栋梁之材,令世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僻远的贵州。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尹珍文化影响最深的正安县、绥阳县分别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小说之乡”、“中国诗歌之乡”,一时间成为省内外关注的热点。如此看来,说尹珍文化是贵州文化的发端,并且对贵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是十分合符客观实际的正确论断。

三、 沙滩文化是近代贵州文化的重要代表

接下来该说说“沙滩文化”了。

沙滩文化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撰的《遵义新志》。在该志第11章“历史地理”中,张其昀先生将遵义两千年来的发展历史分为九期,即:“夜郎期、牂牁期、播州期、白绵堡期、穆家川期、海龙囤期、老城期、沙滩期、新城期”。其中第八期即为“沙滩期”,特指清乾隆至清末民初的一百多年时间。在这一时期,世居遵义新州沙滩的黎氏家族及其邻里郑、莫两家文才辈出,著述丰硕,其成就和影响构成了声名远播的地域性文化,即是“沙滩文化”。

沙滩文化的奠基人是黎恂,著名代表有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三家共聚沙滩一带,世代相交,结为姻亲,互为师友。在三家几代人及其门生中,涌现出的作家和学者多达几十位,有各类专著近160种,已刊行的有80种638卷,约1200万言,包括经学、文字学、声韵学、金石学、版本目录学、时学、地理学、农学、医学,以及诗词、文章、书法、绘画等等,可谓洋洋大观,浩如烟海,成为清代中后期全国知名文化区的一种文化景象,代表了当时贵州文化的最高水平,不仅是贵州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也为全国文化发展史中所罕见,其中不少著述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逐渐流传全国,进而流向东西洋,至今已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影响十分深远。因此,沙滩文化在我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已成为近当代学界一致公认的事实。

郑珍无疑是“沙滩文化”的首席代表,其诗作被其后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同光体”诗派推奉为“宗祖”;曾国藩的幕客吴敏树称“子尹诗笔横绝一代,似为本朝人所无”,曾国藩也首肯此说;梁启超盛赞“时流咸称子尹诗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著名教授钱仲联认为“子尹才气功力,俱不在东坡下”(《梦苕庵诗话》),“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论近代诗四十家》);柳亚子把郑珍的诗评为“三百年来第一流”。学术方面,其《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被当时学人合刻为袖珍本,以便随身携带翻阅,当代在编写《辞源》、《汉语大字典》时也将其视为权威解释;他主持编纂的《遵义府志》,有人将其与《水经注》和《华阳国志》比较,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第一”。郑珍一生著述70余种,堪称著作等身,被近代学者推祟为“西南巨儒”。

莫友芝以其学者和诗人的成就,成为沙滩文化的重要代表。他曾为曾国藩的幕僚,精通版本目录学、声韵学,善书法,一生有各类著作23种,其中已刊行的有137卷。他的先在日本出版的16卷学术巨著《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是藏书家和图书工作者案头的必备之物,他因此成为清代版本目录学的两位学科奠基人之一。

被誉为“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黎庶昌,其成就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历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参赞,两度出任驻日本大臣,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家;二是在文学创作上以散文见长,因游历广远,胸襟开阔,故其散文既富丽华赡,又刚劲雄奇,既富阳刚之气,又有阴柔之美,多篇被入选《清文观止》、《近代文学大系·散文卷》、《续古文观止》等,是晚清散文名家;三是在任驻日大使期间,收集流传在日本的我国散佚古籍珍本26种,汇刻为《古逸丛书》200卷,为国内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此外,他还主修了《青浦县志》、《曾文正公年谱》、《牂牁故事》、《全黔国故颂》等多部史志地理专著。

沙滩文人的著作,以其治学的严谨、见解的精到,以及创作水准的高超、艺术的精妙,引起全国学界的热切关注,已经出版研究专著数十部,学术论文近千篇,并且对“沙滩文化”的研究已经逐步呈现出国际性的趋向,足见其珍贵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早就超越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应有之义。

四、两个文化现象的内在联系

尹珍文化和沙滩文化,虽然从时间上看二者相距了1800多年,相互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可认真考究其本质特征,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十分紧密。

1、尊崇儒学,是二者共同的思想基础。

尹珍师承许慎,研习的“五经”即是儒家主要的经典著作《诗》、《书》、《易》、《礼》、《春秋》,接受了最为系统的儒家道德思想教育,对儒家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以及“孝悌”、“忠信”与“恭敬”等思想行为理念有了很深的感悟,从而奠定了他人生事业坚实的思想基础。综观他一生的操行,无一不是在遵从和践行儒家道德思想的本质要求,他被乡党舆论举“孝廉”为朝廷重用,他淡泊名利弃官从教之举,他将学馆沿“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为其仁之本欤”(孔子语)而命名为“务本堂”,等等,就是他儒家风范的最好体现。因此,历代对“汉三贤”独尊尹珍为儒家,应该是十分客观而辩证的。

沙滩郑莫黎世家有一个共同秉承的优良的家族传统,即是严格遵从儒家的道德规范,比如黎家入黔二世祖黎怀仁就为子孙立下了这样的家训:“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子弟,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僚,在乡不可一日不以正直表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凡百所为,敬恕而已”(黄江玲《沙滩文化》)。因此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楷模,三家后人及门生无论为官、为民,或是务农、从教,均固守操行,洁身自好,淡然处世,因此他们才能虽然身逢乱世,却能在学业上各有专攻各有大成,这正是儒家期求达到的最高境界。他们“坚持以仁为本,以修己为务,以中庸为归,穷理居敬;力行‘敬恕’之道”;他们体现出的刚强不屈、廉正忠贞的品骨,以及待人宽厚、民胞物与的高风,无不溯源于孔孟之道,堪称儒家躬行实践的典范”(黄万机《论“沙滩文化”的灵魂》)。由此,人们才将沙滩文化的三位代表人物尊为“清三儒”而与“汉三贤”相提并论,其中郑珍、莫友芝因在儒学研究上成就卓硕,更是被盛赞为“西南巨儒”。

2、秉承汉学,是二者共同的学术主张。

所谓汉学,即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这种研究始于汉代,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涉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大致从汉武帝时开始,学界开始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于是形成了长达百余年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学派之争。两派的本质区别在于如何确认经史的本义,今文经学派不考虑汉字的演变过程,不注重不少经史被前人删改的客观存在,而是就现有的文字来理解;而古文经学派则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态度,充分注重文字经史的演变,探求其最原本的含义。通过旷日持久的争论,最终古文经学取胜,许慎以其《说文解字》成为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尹珍作为许慎的高足,研习中必然全面秉承了许慎的学术主张,所以在教学中十分注重识字与理解文意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识字教育过程中接受到更多的常识,进而产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效果,真正领悟经史的精要本意。尹珍坚持的这种学术思想和授教经验,被沙滩文化的先驱莫与俦以尹珍故里“毋敛坝”而命名为“毋敛学”。

沙滩历代学人既是汉学忠实的追随者和捍卫者,同时更是汉学优秀的弘扬者和传播者,他们研究汉学的著述在总的文化成果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尤以郑珍最为丰硕,而且有许多超越前人的创见。他的研究多从历代学界对经史的争论处着手,“每勘一疑,献一义,刊漏裁诬,卓然俟圣而不惑”(黎庶昌《郑征君墓表》),经过反复考证,纠正前人的偏误。如《经说》十九篇,就涉及十三经中的十一经,其独到的见解大多得到学界名家的认可。他的《说文逸字》和《说文新附考》,是他汉学研究的巅峰之作,堪称近代的《说文解字》,至今在文字学方面仍具权威性。

3、传道授业,是二者共同的事业追求。

尹珍拜许慎为师研习八年之久,作为许慎的高足,自然是当时少有的青年才俊,完全有实力在京师谋取官位,但他却毅然返乡设馆授教,这完全是基于他早年立下的志向而做出的决定。他把通过传道、授业、解惑,改变家乡落后状况作为了自已一生最大的事业追求,并且矢志不移,直至终老故里。他是将中原文化带到南方的第一人,“就地方大传统文化教育而言,尹珍的确当功居首位”(张新民《十五世纪前的贵州学术思想世界》)。他一生中绝大多数的时间从事教育,其涉足之广泛和影响之深远,从此前黔、渝、滇十余县份旷日持久的“尹珍故里”之争即可见证。尹珍对文化教育执着追求,堪称“万世师表”。

遵义近代的文化教育,无疑首推沙滩世家。黎氏开办家塾近300年,是沙滩学人辈出的重要前提。从对沙滩文化诸多代表人物的生平考证得知,其中多数都直接从事过教育,尤其是沙滩文化的奠基人黎安理及其门生杨开秀执教的前后60年间,琢育出大批人才,为沙滩文化的光华显世作好了队伍准备。此外较为典型的还有出任过遵义府学教授的莫与俦,其治学以许、郑为宗,兼及程、朱理学,是黔中文士研习汉学的领路人;29岁即中进士的黎恂,在浙江桐乡知县任上以重视文教著称,因父丧返乡后,即在家塾振宗堂团馆教学,其教育方面的成就远超过他在文学和学术方面的成就;郑珍任过古州厅(今榕江县)学、镇远府学和荔波县学训导,主讲遵义湘川书院和启秀书院,培育了大批英才,黎氏门中兆熙、兆祺、兆铨、庶焘、庶蕃、庶昌等人,均出其门下(黄万机《话说沙滩文化》);莫友芝一生从事教育,是沙滩历代文人中从事教育的集大成者,其《示诸生教》四篇集中体现了莫氏这一教育世家的教育思想。

4、博采众长,是二者共同的学习理念。

尹珍出生于蛮荒之地,但由于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因此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知识功底,但他深知单凭自己的学识还远不能改变家乡人文化贫乏的现状,于是毅然走出大山,北上中原,学习更为高深、更为系统的文化知识。尹珍对于知识的吸取,从来没有止境,在他晚年时期又再次跋涉千里,赴武陵郡拜应奉为师,研习图纬,进一步丰富了自已的学识,终于成为精通“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饱学之士,可见其终身学习理念之执著。

基于与尹珍相同的理念,郑珍在已经成为黔北文化大家的情况下,对已有的学识并不满足,因此他求“真知”的欲望十分强烈,而且特别强调“行”(黄万机《郑珍世界观初探》),“大氐(抵)吾辈读书,求知难,能行更难。然必能行得一分,始算真知一分”(郑珍《与莫芷升书》),这才有了拜著名汉学家程恩泽为师研治汉学,从而使“郑珍东学长沙”成为堪比“尹珍北学中原”的又一佳话。黎庶昌出使欧洲五年,游历西欧十国,后又两度出任驻日大使,他以敏锐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主动吸取和传播西洋先进的科学文化。在他任川东道员期间,曾出资创办洋务学堂,专攻中文、英文、算学三科,并选送12名优秀学生赴欧洲留学,充分体现了他博采众长的学习理念。

5、薪火相传,是二者共同的文化意识。

尹珍以超凡的敢为人先的精神气概,不远千里,北学中原,学成后随即返乡办学,首开长江以南文教先河。在其一生的教育活动中,始终坚持思想上远承孔、孟,学术上近接许、郑,其目的在于让蛮荒之地的南夷边民潜移默化地受到当时中原地区的文明、道德和风俗的浸染,逐步改变原始落后的生活方式,开创新的文明。他一生游踪广远,矢志教化育人,是儒家思想和汉文化最忠实的传承者,为开启千年不易的文教之风立下了旷世功绩。

沙滩学人对尹珍极为尊崇,并自命为尹珍的传薪人。莫氏原籍独山,尹珍曾在那里开馆授教,成为当地世代景仰的贤哲。清代后期,莫氏成为当地有名的教育世家,莫与俦、莫友芝父子都以尹珍为楷模,终身从事教育,他们认为尹珍不但是大传统文教或儒家价值传播的启蒙者,而且也是自己以朴学方法治经、解经的肇始人。于是莫与俦在出任遵义府学之后,便在学宫内修建“汉三贤祠”,奉祭舍人、盛览、尹珍三位先贤,激励后人以他们为楷模。郑珍东学长沙,拜汉学大家程恩泽为师,尽得其真传。为了激励郑珍苦学成儒,程恩泽特为他取字“子尹”,期望他以尹珍为楷模教化南域。郑珍不负恩师厚望,著述等身,终成“西南硕儒”。郑珍对尹珍的尊崇,从他对尹珍的高度评价即可见一斑:“尹公召陵许君弟子,以经义教南中。……尹公从许君游,《凡将》、《说文》之传,必熟闻其终始。在他邦犹将馨香之,何况为乡先哲。今日生其后者,尚景向其风而求焉,学之盛何遽后于他省?吾知郡人士必有高望而奋起者也”(《汉三贤祠记》)。 

沙滩学者对尹珍特别尊崇的原因,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长张新民教授认为:“从莫与俦、郑珍的清学视域观察,舍人、盛览、尹珍三人不但是大传统文教或儒家价值传播的启蒙者,而且也是自己以朴学方法治经、解经的肇始人。他们是越过宋明诸大儒及其学术成就,将自己的学问谱系渊源直接与汉儒挂钩的。他们之所以一再表彰汉代地方三贤哲,固然不能说毫无乡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治学家法寻找正当性的理由。汉代经学的历史记忆通过清人的考据学而得以恢复,清代朴学的建构也获得了更多的传统资源的支援。清学之所以又称为汉学,一部分道理即在于此”(《十五世纪前的贵州学术思想世界》)。张新民先生作为贵州著名的文史专家,他的探究可说界定了“沙滩文化”与“尹珍文化”之间新火相传的历史与文化的渊源。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尹珍文化是沙滩文化的主要源流,沙滩文化传承和发展了尹珍文化;尹珍文化是贵州文化最早的雏形,沙滩文化是尹珍文化千年传承、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代表了贵州近代文化的最高水平。两个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都是我们弥足珍贵并引以自豪的精神财富。

以上赘述仅是笔者对“尹珍文化”与“沙滩文化”二者之间内在联系的个人理解,断不敢强加他人,惟以此请教学界诸君。然而尽管笔者涉足文史时间不长,专业学识更是十分肤浅,尤其是对作为贵州文化引以自豪和骄傲的“沙滩文化”知之不足万一,但出自于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个人认为作为遵义人,在对待“尹珍文化”和“沙滩文化”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取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因时间的久远或量其著述成果的多少而衡轻重,犯下最不应该犯的“数典忘祖”的低级错误,我们应该将二者同视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予以同等的高度重视,并努力加大发掘研究的力度,进而全力弘扬历代先贤的博大精神,最终促成地方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又快又好发展发挥出文化强有力的助推作用。

参考文献:

(1)黄万机:《沙滩文化研究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

(2)邱洪主编:《尹珍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

(3)黄江玲:《悦读贵州沙滩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

(4)遵义市政协文史委编:《遵义历史文化知识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5)张新民:《十五世纪前的贵州学术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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